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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老祖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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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身后沉浮  

2010-03-17 14:19:05|  分类: 古史揭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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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圣人的排序中,孟子后来居上,被尊为“亚圣”,成为紧跟“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家店二掌柜。和生前潦倒、死后风光的孔夫子相比,这位头顶“亚圣”光环的孟子似乎更倒楣,不仅生前同样潦倒,即便是在死后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相当的寂寞。那本由他与众弟子精心打造“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的著作《孟子》,在孔夫子已经阔得可怕著作也成为万世不易的经典后,依然屈居于诸子之列,他本人也似乎有被人忘记的嫌疑。等他本人被官方抬到亚圣的地位,著作也挤进“十三经”,已是元朝以后的事情了。期间经历的曲折磨难,更非孔子所可比拟,几乎就是一部生动的儒学变迁史。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孟子》一直被冷落在“子书”里面,并没有被看作儒家的经典著作。甚至连为之作注的人也很少,赵岐、郑玄、刘熙,再加上亡佚的綦毋邃之注,共四家。与汗牛充栋的经书注解相比,真是少之又少。生前不甘寂寞的孟老夫子,死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相当的寂寞,甚至其地位还比不上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子。这是因为经过焚书坑儒之后,在儒学经典的传授方面,荀子的弟子居功甚伟,汉代许多经师乃是荀子的再传三传弟子。

孟子的不受重视,还可以从儒学的反对派中体现出来。比如大家都熟悉的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之一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宣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里的周孔,乃是指儒家的代表人物周公和孔子。魏晋时期,官方提倡的儒学还是“周孔之道”,并非后来一些所谓的学者喜欢称的“孔孟之道”。当时孟子还不在儒家的圣人之列,要挨骂还没有资格。这种情况其实一直持续到隋朝都没有变化,隋唐之际的王绩,生性旷达,嗜酒如命,也对儒家不怎么瞧得上眼。他的《赠程处士》诗中名句“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依然是把周公和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加以嘲弄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一时期绝对没有人欣赏、崇拜孟子,东汉的赵岐就是一位,他在《孟子题辞》中即认为《孟子》是“大贤拟圣之作”,并称孟子“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孟子“亚圣”的头衔,最早即来自于这里。但这些零零星星的声音,并未形成气候,更为打动官方,因此也未能帮助孟子扭转命运。

真正给孟子的命运带来转机的是韩愈。在唐代,道教和佛教的势力很盛,几欲驾儒教而上之。尤其是禅宗,自达摩西来传法,至六祖慧能,代代衣钵相传,形成一套源远流长的传授体系和简洁易行的修行体系,很容易吸引老百姓。韩愈则是儒学的铁杆粉丝,为了对抗日益强大的佛教势力,韩愈“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仿照禅宗的传法世系,在他的名作《原道》一文中,编造出儒家的“道统”。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提出中国有个道统,开始于尧舜,由圣人代代相传,“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荀与扬”指的是荀子和西汉末年的大学者扬雄。在这里,韩愈开始把孟子列入儒家道统的一环,那么孟子也就成为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并列的圣人,其地位与被视为子的荀子和扬雄拉开了距离。韩愈还提出,孟子死后,道统即断绝了,因此孟子不仅是圣人,还是儒家道统中相当关键的一环。

但韩愈只是个学者,官职也不大,不代表官方意见。他自己还因为上表讽刺唐宪宗迎佛骨舍利活动差点掉了脑袋。在官方,孟子的地位依然没有变化。不过,唐太宗时期,官方崇祀儒家圣贤之列也起了一些变化,那就是把周公调整出局,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之前则是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原因在于,周公在成王幼时,曾经“摄行政当国”,“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做了七年的代理天子。周公的这一行为为后世野心家提供了便利,他们往往打着效法周公的幌子,行篡国之实。在唐太宗之前,王莽和杨坚就是这么做的,其后还有明成祖朱棣。为了杜绝王莽、杨坚似的奸雄再次得逞,唐太宗于贞观二年下诏,将周公赶出太学,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递补孔子空缺的先师席位。周公和颜回的一升一降,说明所谓的“圣人”之类的偶像,不过是权力的奴婢,近乎完全由最高权力按照政治的需要予取予夺。唐玄宗时,又下诏赋予颜回亚圣的头衔,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人物。所以,颜回坐上孔家店二掌柜的位子,要比孟子早得多,而且一坐就是几百年,大约在元文宗时期,才被孟子取代。

不过,将孟子列入道统一环,作为儒家崇拜的圣人之一,一经韩愈提出,在民间便由涓涓细流,逐渐汇聚成不可遏抑的江河,并最终影响到官方。韩愈的追随者,在宋代为欧阳修、王安石等。文坛领袖欧阳修认可了韩愈将孟子列入道统的一环,极大地扩大了孟子的影响。而王安石则更是引孟子为知己,他有一首咏孟子的诗云: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在王安石的推动下,宋神宗对科举考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将《孟子》作为“经”列入必考科目,取得了和《论语》同等的地位,这对巩固孟子的地位意义非常深远。尽管此时《孟子》的地位仍是作为副科的“兼经”,但既已被列入做官的敲门砖,必然受到读书人的重视。从此,孟子虽然仍时不时遭到非难,但其地位日隆已是不可逆转之势。此后,程朱理学大谈心性,认孟子为祖师,其地位也就更加巩固。至南宋高宗绍兴六年时,已明确降诏:“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尽管高宗的目的在于打击自命为孟子传人的二程学派。直到元文宗时,孟子被抬到亚圣的神坛,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孔家店二掌柜,“孔孟之道”也开始成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

孟子的时来运转,由韩愈发端,由唐入宋,日甚一日。到了元朝,终于熬出了头,成为“亚圣”。但这期间并不是一帆风顺,也夹杂着不少反对的声音,宋代一些学者对孟子的非毁与攻击即很能说明问题。其中代表人物为郑厚叔、李觏和司马光。

大凡经过洗脑的人,基本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却自以为掌握最高真理。奴性已经侵入他们骨髓,镪水也洗不掉,是现行制度、道德、伦理的最铁杆的“卫道士”,最忠诚的看门狗。只要看到一点带有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文字,无不大光其火,立即扑上去撕咬,如同今天的“愤青”一般,倒并不一定领取了党和政府的“五毛”补贴,而是出于本能的反应。孟子追求完美的独立人格的,是善养浩然正气的大丈夫,性格独立不羁,有点像我们知识分子所提倡的独立精神。所以孟子才能说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话来,做出“说大人则藐之”、托疾不见齐宣王等事来。

孟子的这些言行,自然为郑厚叔、李觏、司马光辈等洗脑先驱所不容,他们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对孟子横加指责。在郑厚叔看来,孟子作为周王朝的臣民,“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却“常有无周之心”,到处游说齐宣王、梁惠王,煽动他们施行王道仁政以取周而代之,简直是大逆不道、禽兽不如!因此孟子是心肠歹毒的“忍人”,是“挟仲尼以欺天下”、“诵仁义卖仁义者”。他在齐宣王面前不肯屈尊低头、“枉尺直寻”的种种行为,也不过是讨价还价的手段,等同于“市井贩妇行鬻鱼盐果菜之态”。司马光也深深担心孟子所提倡的独立人格和君臣伦理道德不利于培养忠实顺从的奴才,“惧后之人挟其有以骄其君”,因此也对孟子破口大骂,尤其是对于孟子所宣扬的同姓之卿可以废黩不合格的君主这一条,宣言“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骄君之非,而适足以为篡乱之资”,并指责孟子“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

最可笑的是李觏,这位家世寒微,自称“南城小民”的人,尽管一辈子沦落在下层社会,只做过几年的“太学说书”,却对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打压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抱有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在他看来,人生来的首要意义,就是给君主当忠实顺从的奴才,否则活得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当他读到孟子那些讨伐独夫民贼、力主在权势面前保持士大夫的独立人格的光辉篇章时,不仅一腔义愤喷薄而出。一生追求匍匐在君主脚下为鹰犬而不得的李觏动怒了,拍案大骂孟子为“五霸之罪人”。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以为“ 天下无王道可也,不可无天子”,哪怕天子再混蛋再残暴再没人性,他李觏也要竭诚拥戴,九死不悔。像李觏这般被洗脑洗成脑残的哈巴狗,自然对孟子这样的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知识分子深恶而痛绝之,为了批倒孟子,“以正君臣之义,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乱患于后世”,李觏还弄了本《常语》出来,一时间成为洗脑人士的葵花宝典。恨孟子批孟子,孟子成了李觏心头的一块心病。一些轻薄之徒,则利用他这一点,尽情地戏弄他。《庚溪诗话》记载了关于他的一则笑话:

江南李泰伯,尝著书非《孟子》,名曰《常语》。时有一士人,颇滑稽而饕餮,闻有馈李以酒者,欲以计求之,因录所业诗数篇投之,其首章乃《非孟》诗也。诗曰:“焚廪捐阶事可嗤,孟轲深信不知非。岳翁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言虽鄙俚,然颇合李之意。李喜甚,留饮连日,酒尽方去。他日,士人又闻有馈李以酒者,复著论一篇,名曰《疑孟》,以投之。李读毕,谓之曰:“前此酒本拟留作数日计,君至一饮遽尽,旬馀殊索寞也。公之论固佳,然此酒不可复得也。”士人遂觖望逡巡而退,传者以为笑。

据冯梦龙《古今谈概》所载,这篇所谓的《疑孟》与《非孟》并无二致,就是摭取《孟子》中无关宏旨却一些看似不合逻辑的地方,对孟子进行非难:

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自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有人赠李觏几壶美酒,当时有位滑稽而贪杯的文痞,利用李觏忌恨孟子的心理,投其所好,专门拼凑了些骂孟子的文字,登门拜访,目的就是赚李觏的美酒喝。李觏这脑残果然上当,一见其《非孟》诗,大喜,引为知己,就把所得美酒拿出,与客人一边痛饮一边给孟子挑刺。眼看看美酒已尽,客人才告辞而去。待到酒瘾再犯,听说李觏又得美酒数壶时,便又胡乱拼凑了首《疑孟》诗,欲再度骗吃骗喝,哪知李觏虽然脑残,却不再上当了,于是失望而去。

    《非孟》诗所挑的刺,是《孟子》中记载的大舜事迹。据《孟子》载:大舜的父亲瞽瞍和他后母生的弟弟象都是很浑的家伙,为了霸占舜的财产,他们多次设计陷害舜,都没得逞。他们让舜修粮仓,舜上去后,他们却梯子撤掉,然后放火焚粮仓,想烧死舜。结果舜命大,从粮仓上跳下来逃生。在那位无赖的文痞看来,当时尧帝已把两个女儿嫁给了舜,瞽瞍和象再浑胆再大,也不敢烧死尧帝的驸马爷啊,万章和孟子讨论的此事,根本不靠谱,而孟子竟然相信真有此事,所以是很傻很天真。这话看似有理,实则不然。一来那时还处于“选贤举能”的民主时代,贵为天子的尧帝并不像后来集权专制时代的帝王那样拥有绝对的权力,对于自己选出的公仆,臣民们还未必真的畏惧。二来是如果大家都怕死不做坏事,那么早就天下太平了,事实并非如此,浑人往往有浑路子,不可以常理推测。

至于《疑孟》诗所咏的两件事,不过是孟子用来打比喻的,属于寓言性质,当不得真。一件是孟子所讲的小故事来讽刺不择手段追求富贵的达官贵人,故事中的这位齐人,有一妻一妾,整天无所事事,跑到墓地乞讨别人上墓的供品果腹,回家却对妻妾大吹特吹,声言某某达官贵人又宴请他了。后来他的妻子起疑心,偷偷跟踪他一次,戳穿了他的骗局。另一件是孟子举的例子,打的比方。有个叫戴盈之的官员对孟子说:“征什一之税,关市免税,我也知道应该这么做,可是现在国情不允许,那就暂且减轻一些,等来年在实施,怎么样?”孟子就对他打了个比方:有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别人告诉他,偷鸡非君子所为。偷鸡者说,那就改为每月偷一只吧,再以后就不偷了。孟子以此正告戴盈之:如果知道所作所为不合乎道义,那就该立即改弦更张,怎么能推到明年呢?拿“国情”做借口,是最无耻的政治流氓行径!那位跑到李觏这里骗吃骗喝的文痞故意挑孟子的刺:既是乞丐,又如何娶得起一妻一妾?谁家会养有那么多鸡供人偷,又不是养鸡专业户?认为孟子所举的例子打的比喻,逻辑不严密。尽管也有一定的道理,却是无聊至极的闲扯淡,没一点意义。不过他最后对孟子的质疑,却是关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了:当时周天子尚保留着天下共主的头衔,而孟子到处游说齐魏之君,劝他们行仁政王天下,取周室而代之,这不是劝臣下推翻君主,违反伦理纲常的行径吗?其实,用来为犬儒们洗脑的伦理纲常,本来源自韩非子的“三顺”说,是董仲舒等汉儒为了适应秦之后的专制集权体制而硬塞进儒家的东西,与孟子本来无涉。孟子本身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属于“民本”主义者。从“民本”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齐国也好魏国也罢,若能行王道仁政,救黎民于水火,取代那个只存虚名起不到丝毫作用的周王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帮被“君本”主义伦理纲常洗过脑的书生以此来攻击孟子,也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

孟子的再次大劫难,出现在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地道的流氓,但是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他的出身很好,在他发迹之前,做过乞丐、和尚、土匪流氓,几乎将当时社会上最下贱的职业尝试了一遍,标准的苦大仇深。孟子所列的大丈夫三条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大概只能符合一条,那就是不要命,算得上威武不能屈。至于“富贵不能淫”和“贫贱不能移”,他是绝对不够格。早年穷苦的经历在他的心灵上流下了永久的伤疤,换句话说就是导致他心理变态。时来运转,登上皇位后,龙袍依然掩饰不住他流氓的本质和变态的心理。关于这点,吴晗在《从僧窝到皇权》一书中有精彩的描述。后来,吴晗接受了伟大领袖的教导,幡然醒悟,对这本书做了大幅度的修改,成了大家常见的《朱元璋传》,基本上可以说是“去其精华,取其糟粕”,再也没有值得一看的东西了。朱元璋一上台,古往今来的通例,只要窃取了最高权力,也就一夜之间变成了最高真理的垄断者,哪怕大字不识一个。忽然有一天,在将老战友打倒的差不多的情况下,朱元璋萌发了要替读书人把把关,审查一下教科书的念头。那时,“四书”已成官方指定教材,是所有读书人的必修科目,孟子做到亚圣的位子上已经有些日子了。朱元璋大字不识几个,就找人给他读,他听“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孟子关于君臣关系的那段谈话时,禁不住龙颜大怒,恶狠狠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恨不得对孟子食肉寝皮。于是下令,剥夺孟子亚圣的头衔,并将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庙,同时准备焚毁《孟子》。这次救了孟子的急的,是孟子的拥趸朱熹。历史的通例,所有流氓一旦爬上龙椅,总要给自己找一个阔人作祖宗,打一个翻身仗,好让血统一夜之间变得高贵起来,朱元璋当然也不例外。在一帮以拍马溜须为职业的帮闲帮助下,朱元璋毫不费力的和朱熹攀上了亲戚,是当时已爬到神坛半路的朱夫子的N代玄孙。当时官定教科书,用的正是朱熹的《四书集注》,那些崇拜孟子的读书人利用朱元璋喜欢有阔人做祖宗的心理,告诉他士子们所读的《孟子》,是朱熹注释的,而且很是推崇。现在把孟子搞得太过分,未免新认的老祖宗朱夫子面子挂不住。朱元璋虽然流氓成性,却知道敬祖,尤其是敬重新认的阔祖宗。思前想后,做得太过头了确实不妥,这样孟子才得到赦免。但他下令把孟子中的“违碍之句”要删掉,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 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等,尽在删除之列,共计八十五处,搞出一本非驴非马的《孟子节文》来,作为钦定的教材于洪武五年颁发各级学校,用来给天下读书人洗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的这句诗来形容孟子身后的浮沉,是再恰当也不过了。把孟子抬到神坛,尊为“亚圣”,固然不恰当;但孟子所提倡的王道仁政,所追寻理想人格,虽屡遭独夫民贼打压、猧子巴儿狂吠,却以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辉耀千古,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而在剥除历代统治者怀着不同的目的加在孟子身上的种种可怕的头衔后,反而愈见其伟岸的人格。

注:文章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礼崩乐坏下的大裂变》,欢迎博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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