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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曹操在错误的时间地点与错误对手打的一场错误战争  

2017-04-04 19:02: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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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战役之一,在这场战役中,孙刘联军以弱胜强,大败曹军,一举奠定三国鼎立的局面。曹操则损兵折将,再也无力对江南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错失统一全国的良机。寻根究底,这一结果并非偶然,乃是由曹操错误判断形势所致,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战争。

《孙子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提出战前充分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如果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有一方不够了解,掌握不够准确,那么就有可能打败仗,所谓“一胜一负”,就是说胜负几率相当。如果对自身形势判断不准确,对敌方形势又不能够准确的掌握,就必然会陷入危险的境地。那么如何了解敌我双方情况呢?《孙子兵法·始计篇》提出一套“五事七计”的理论:“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这里的“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所谓“道”,“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就是说统治者是否得民心,是否上下同心一志。“天”是天时,节令气候;“地”是地利,地理环境,天、地这两项是说要充分考虑自然条件、自然环境是否有利于己方作战。“将”,指军队的统帅,其指挥作战的水平如何。“法”,指军队的法令,是否严明。“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指的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个方面。这套理论通称“五事七情”或“五事七计”,概括起来讲,实际上讲的是战前需要准确掌握、充分考虑的敌我双方的五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天时地利等自然环境是否有利,二是国内是否安定团结、上下同心,三是军队统帅军事才能如何,四是治军是否严明,五是军队力量的对比。这五个方面,除了第一条是讲自然条件之外,其他四个方面都是讲作战双方实力的综合考量,看看己方有无战胜对手的优势,对方是否是个可以战胜的对手。双方开打之前,但能“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情,便可判断战争的基本走向,所谓“吾以此知胜负矣”。按照这一理论,如果我们对战前双方的情况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这场战争曹操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就天时地利而言,曹操在战争时机、战争地点的选择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实力优势。而孙刘联军则占有天然的优势,甫一开战,曹军便输了一筹。

曹操南征始于建安十三年七月,进击盘踞在荆州的刘表、刘备集团。出于对刘备的猜忌,刘表与寄寓荆州的刘备集团不能同心协力,其二子刘琦、刘琮又各拉一派,明争暗斗,所以荆州集团军心涣散,战斗力不强。八月,刘表忧惧而死,九月,刘琮瞒着刘备投降曹操,曹操进据荆州,刘备逃往夏口。随后,曹操即向孙权集团宣战:“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放弃乘胜追歼穷途末路的刘备集团,转而对孙权集团宣战,是曹操在战争时机选择上犯下的一大错误。当时的刘备集团近乎走投无路,“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裴松之注),准备投靠远在西陲的苍梧太守吴巨。刘备一旦远走荒远偏僻的苍梧,远离中原逐鹿,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而孙权集团也会失去一强有力的盟友,志在荡平天下的曹操便可寻机各个击破。曹操的宣战直接促成了孙刘联手,使山穷水尽的刘备集团因获得孙权集团的援手而重新焕发出战斗力。而曹操方面,远道而来的本部人马已连续作战数月,师老兵疲,新降服的荆州军并未与曹军磨合好,形不成合力。在这种时机下,匆忙对“兵精足用,英雄乐业”的孙权集团宣战,显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曹军虽然占领了荆州,取得长江之险与孙权集团平分的优势。但曹军主力都是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完全是舍长就短。随着双方的对峙,严冬很快到来,曹军在地利方面的劣势益发明显,不仅马无藁草,北方来的士兵因不习惯南方的气候水土,人也容易生病,造成曹军中瘟疫流行,大大削减了战斗力。孙刘联军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不给曹军喘息的机会,联手出击。又充分利用熟知长江一带气候特点的优势,巧借“凯风自南”的良机,以黄盖诈降骗取曹操的信任,一举焚烧曹营,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就对手来说,孙刘联军绝对数量虽少,但并非易与之敌。

首先,在人心方面,孙权父子兄弟经营江东,业已三世,深得民心,“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裴松之注所引《江表传》)孙权又善于“举贤任能,各尽其心”,故而张昭和周瑜为首的文臣武将,均诚心拥戴孙权,“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孙权也十分信赖并敬重他们,“待张昭以师傅之礼”(《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又兄事周瑜。[1]虽然在战与迎的问题上以张昭为首的文臣与以周瑜为首的武将有过争论,但在孙权决议抗曹之后,即再无异议。总的来说,东吴上下君臣和睦,英雄乐业。周瑜对蒋干自称“遇知己之主,外讬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裴松之注所引《江表传》),洵非虚言。

其次,孙权集团主持军事的大将周瑜、程普、鲁肃等人又都是一时人杰,尤其是孙权方军主帅周瑜,才略更是得到刘备、孙权、曹操等人物的高度认可,无愧东吴第一名将。放在三国比较,也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佼佼者。刘备阅人无数,见多识广,十分赏识周瑜的才干,对孙权称“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裴松之注所引《江表传》)东吴人才辈出,名将如云,孙权独于周瑜推崇备至,晚年对陆逊点评诸将,由衷地赞叹:“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横行四海,目无余子,也十分服膺周瑜的将略,赤壁之战,被周瑜打得狼狈逃窜,但败给这样的对手,曹操并不以为耻。“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裴松之注所引《江表传》)战前,孙权集团内部以张昭为首的谋士震怖于曹操自称八十万雄兵,力主迎降,而周瑜一眼既看穿曹操玩的是虚张声势的把戏,对曹军真情实况,他更是洞若观火,指出曹军面临四大不利因素:一是曹操地盘虽广,多是新兼并的袁绍、刘表故地,内部未安,人心未定。二是马超、韩遂在关西为操后患,后院不稳。三是曹军“舍鞍马,仗舟楫”,与孙刘联军水战,是以短攻长。四是天时地利均不利于曹军,时际盛寒,马无藁草,曹军主力为北方之人,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四大不利因素皆用兵大忌,故而曹军虽多,但战斗力必定不强。周瑜对曹军的分析,直指曹军命门,体现了一代名将的战略眼光。而他对赤壁之战整个过程的筹划、掌控,更是体现了一代名将的高超指挥艺术。他接受部将黄盖的建议,根据敌众我寡,经不起持久战消耗这一实际情况,果断作出速战速决的决断,不给师老兵疲、瘟疫流行的曹军休整的机会;又见曹军因不习水战,使船舰首尾相接,连成一片,以保持稳定,决定用火攻。先命黄盖诈称愿在两军决战的日子归降,骗取曹操的信任,以蒙冲斗舰数十艘,装满易燃的枯草干柴,在中间灌入膏油,外面蒙上帷幕,树起黄盖的旗号。又在大船后面各系轻舟,准备点火后船上的将士撤退之用。到了这一天,曹军都站在船头等候黄盖来降。趁着东南风劲吹的有利天时,黄盖命将士放船,并一起大呼投降,造成曹军的错觉。离曹军二里许点火,然后从轻舟撤退。风助火势,一艘艘火船直撞曹军战舰。曹军猝不及防,不仅战舰被焚,还延烧到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周瑜与刘备乘胜率轻锐部队追歼曹军,曹军溃不成军,从华容道狼狈逃窜。这场战争,孙刘联军获得完胜,而周瑜的策划指挥,无疑居首功。周瑜对决战时机的选择,对曹操骄傲轻敌心理的利用,对曹军弱点的利用,对天时地利的利用,乃至对战争进程的掌控均堪称完美,是战争史上教科书般的案例。说明周瑜名不虚传,是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名将!

再次,孙权素来兄弟治兵严明,军纪整肃。孙策治兵,“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征刘繇一役,“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竞以牛酒诣军”。(《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裴松之注所引《江表传》)其军事水平亦为曹操所叹服,“曹公闻策平定江南,意甚难之,常呼‘猘兒难与争锋也’。” 《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裴松之注所引《吴历》) 孙权军事才能或许不如孙策,但在治军方面则继承了孙策的风格。建安十八年,曹操亲率大军攻濡须,孙权也亲自率军与曹操对垒,相持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曹操见孙权军队整容整肃,无机可乘,只好退兵,并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所引《吴历》)

反观曹操集团,自身倒是存在不少的问题,且被孙刘集团的主将一一瞧破。比如上文提到的天时地利问题,曹军内部不能同心一意问题,不仅周瑜洞若观火,诸葛亮也看得一清二楚。他在为孙权分析形势的时候指出,曹军“远来疲弊”,一是强弩之末,加上主力部队为北方人,不习水战,其长用短,战斗力不强。而新归顺曹操的荆州军只是逼于兵势,并非心服,双方存在融合问题,不能形成合力,故而曹军并非不可战胜。因此,曹军除了在军队数量上占优势之外,其它显然均处劣势。但即使是数量优势,也不如曹操宣传的那么大。周瑜曾对孙权做过周密的分析:“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裴松之注所引《江表传》)据周瑜分析,曹军总兵力也就是他的十五六万兖州军加上新降附的七八万荆州军,不过二十五万左右。因此周瑜非常自信,豪言:“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所引《江表传》)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九变》)真正高明的统帅,并不能保证战必胜、攻必取,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善于分析敌我双方的各种有利不利情况,知道什么样的仗可以打,什么样的对手不能碰。“大帝君臣同骨肉,小乔夫婿是英雄”,孙权集团显然属于“不可胜”之敌。曹操集团并非没有明白人,谋士贾诩就不主张仓促与孙权集团开战,力劝曹操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三国志·魏书·贾诩传)先巩固在荆州的统治,充分利用荆州丰富的资源,理顺关系,安抚民心,完成与荆州军民的融合,对江东孙权集团保持威慑。这些工作完成好,就可以取得对孙权集团的绝对优势,那时孙权集团的抵抗将是徒劳,如果识相,自会臣服。贾诩的建议十分合理,实际上是希望曹操集团从内部弥补自己的不足,“先为不可胜”,再伺机而动,“以待敌之可胜”,可以说是万全之策,但曹操并未采纳。

而曹操作为一位精通军事理论的杰出军事家,他之所以乘取荆州之余威,兵锋直指孙权集团,自然有他的道理。不过是借连战连胜之余威,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兵临城下,对孙权集团进行战略讹诈,通过“伐交”[2]的手段使之屈服,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从实际效果来看,曹操也差点得手。战书送到,孙权召集谋士商议对策,以张昭为首的谋士集团果然大惧,均认为曹操挟战胜之威,兼荆州之众,实力悬殊,不可战胜,力主迎降。不幸的是,孙权集团还有周瑜、鲁肃等人杰,他们力主联刘抗曹,又分析了双方真实实力对比,认为曹军并非不可战胜,曹操其“伐交”之计才未能得逞,功败垂成。曹操最大错是轻敌,没有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周密的分析,犯了兵家大忌。一事可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所引《山阳公载记》记录了曹操在赤壁溃败后逃走的情况:

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

从曹操经华容道狼狈逃窜的情况来看,他完全没有考虑战败后的撤兵路线问题,可谓慌不择路。事实上,曹操很可能被刘琮望风而降冲昏了头脑,对孙权集团完全寄望于“伐交”,并没有认真做好战争的准备。一旦“伐交”无效,全面陷入被动,被周瑜牵着鼻子走,整个战局也落入了周瑜的掌控中。《孙子兵法》曰:“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武进,就是冒进,对于打仗来说,兵力并非多多益善(兵力多,消耗的国家财富也多),只要不冒进、能集中兵力、判明敌情,就足以取胜了。既不能周详地考虑敌我双方情况,还轻敌,势必成为敌人的俘虏。以此观之,赤壁之战曹军的溃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1] 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裴松之注所引《江表传》,孙权之母曾当面命孙权:“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

[2] 《孙子·谋攻》:“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里的“伐交”并不是通过外交手段使敌人屈服。交是指两军对峙,曹操注,“将合也”。“伐交”是指在两军对垒之际,通过展示自己强大的实力威慑敌人,使敌人丧失信心和斗志,被迫投降,也就是梅尧臣所谓的“以威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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