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一腐儒的博客

陆游《钗头凤》一词本事，前人并无异词。降及清代，不少的学者开始对写作背景表示质疑，认为记载此事的《后村诗话》、《齐东野语》、《耆旧续闻》（按：亦称《西塘耆旧续闻》）言多舛误，彼此抵牾，不足为信。陆游与前妻唐氏既不可能相会于沈园，更不可能题词于壁诉说衷情。此说滥觞于清人许霄昂、吴骞，近代以来，这一观点经夏承焘、陈桥驿、吴熊和、周本淳等著名学者的论证阐释，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影响日深。其中，吴熊和《陆游<钗头凤>词本事质疑》[1]一文可以说集质疑派之大成，文章从多个角度论述了《钗头凤》为陆游与唐氏在沈园重逢时题壁之作说不可信：一、“陈鹄、周密两家之说多抵牾处”，两家之说，不仅题壁之年代“相距四年”，且“《耆旧续闻》系杂抄之书”，所记多荒诞不可信之事。二、“词意及词中时地与唐氏身份不合。”“《钗头凤》词沉痛哀感，但也有相当不庄重的地方。”如“红酥手”这样的字眼“不可能指望封建时代的陆游用于一向爱慕敬重的妻子身上”。三、“ 难以解释的还有“满城春色宫墙柳”这句中的‘宫墙’”，因为沈园非宫殿旧址，而斯时绍兴并无宫殿。吴氏认为，《钗头凤》词调流行于蜀中，陆游是承蜀中新词体而作的，“宫墙”当是指陆游“在成都时经常宴游的故蜀燕王宫”，而《钗头凤》一词极有可能是陆游在成都冶游时之作。此外，周本淳先生在《陆游<钗头凤>主题辩疑》

清朝是被媒体毁掉的吗？ 张鸣 关于清朝的灭亡，一个流行甚广的说法是，由于清政府没有加强媒体的管理，在新政期间，媒体总是发布有关政府的负面消息，做负面评论，清朝，实际上是被媒体搞垮的。类似的“结论”，有时也被用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上。在某些人看来，媒体即使不是旧政权倒台的元凶，至少也是一个有力的推手。 不错，武昌起义发生之后，全国多数的媒体，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革命党人办的媒体谎报战况，其他媒体也跟着起哄，报忧不报喜。但是，这场革命，却不是媒体鼓动起来的。起义发生的1911年初，武昌发生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媒体事件，大江报案。此案的发生，是由于这份具有革命党背景的小报，的确违反了清朝的报律，公开刊登鼓吹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文章。政府按律纠治，将主事人送上法庭，按道理，无可厚非。但尽管如此，这种政府整治媒体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全国舆论的一致不满，几乎所有的报纸（包括没有太多政治立场的报纸），都一边倒地声援大江报。而武昌当地的市民，也大多同情被关押审讯的两位报人。耐人寻味的是，报纸鼓吹暴力革命在先，并没有激起武昌新军中具有革命思想的士兵们的响应，而后来事情闹大，报纸遭到迫害，也没有引起士兵们的义愤，进而采取革命行动。随着两位报人詹大悲和何海鸣的锒铛入狱，案件居然平安结束。跟远在广州的革命党起义没有关系，跟后来的武昌起义也没有什么关系。 随着清政府开放报禁，革命党人回国办了很多报纸。在日本办的机关报民报，也能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国内，革命党人编印的反满小册子，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以及革命军，猛回头等等，也在一些学堂流传。但是，很快革命党就发现，单纯地办报鼓吹革命，影响甚微，不仅报纸

以管窥天、以蠡测海：韩非的人性论及人际关系学

谈到韩非的学术思想，大家都会想到两个词：法和权术。这是不错的，因为韩非是非常看重这两个东西的。不仅韩非，整个法家学派都是搞这些东西的，只不过前辈学者各有所偏。商鞅特别强调法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而申不害则很重视术，慎到更多的是讲求势，故有“商君主法，申子言术，慎到尚势”之说。申不害看重的术，是君主控制臣下的政治技巧，其实就是权术。慎到强调的势，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权力、权威，他认为君主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这可能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在慎到那个时代，不仅天下共主周天子的权威丧失殆尽，不少诸侯国的公室也被卿大夫架空，出现了“政在家门”甚至“陪臣执国命”的局面。所以慎到特别强调国君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韩非子虽然师从荀子，但他自己喜欢的还是法家那套东西，他的学说可以说是集法家前辈学者之大成，核心内容也还是法与权术，这一点许多学者都谈到了。

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如果仅仅从法与权术的角度去解读韩非，乃是皮相之见，是无法真正读懂韩非的。因为韩非所讲求的法也好、权术也好，都是形而下的东西，是具体到治国的基本方略措施。他的思想学术的立足点，是他的人性论，这才是他学术中形而上的东西。理解了这一点，才会理解韩非为什么始终怀着阴暗的心理用绝望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世界。

说到韩非的人性论，就不能不说他的老师荀子。韩非继承荀子的东西不多，但人性论是一点。荀子的人性论见其《性恶篇》，在这篇专门用来驳斥孟子性善论的文章中，开头荀子就提出一个命题：“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与“假冒伪劣”的“伪”不

也许是出于对儒家学说某些缺陷的失望，比如过于看重人情，讲究尊卑，又崇尚德治，对法制并不怎么信仰。比如，儒家的大佬孔夫子就主张“亲亲相隐”，亲人之间有了违法乱纪的事，要相互包庇，不能揭发。在司法实践上，儒家的经典《周礼》又明目张胆的搞出个“八辟”制，后世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八议”，成为正式的法律条文。何谓“八议”？ 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亲，皇亲国戚、龙子龙孙；故，皇帝的故旧、朋友；贤，所谓的社会贤达；能，有点歪才怪才的人；功，为王朝效过犬马之劳的人；贵，三品以上的官员和有一品爵位的人；勤，皇帝比较勤快的爪牙狗腿；宾，王朝的贵客，一般是指前朝国君的后裔被尊为国宾的。“议”就是讲情面，这八类人犯了罪违了法，法律基本管不着，怎么处理皇帝说了算。一般来说，这八类人哪个不是皇帝最铁的奴才？皇帝老儿当然明白，保护他们，就是保护自己统治的根基，要想江山坐稳，还得靠这帮腿子奴才撑场子。所以，所谓的处理，大都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大不了把正省部级待遇降为副省部级，或者暂时带薪休假个一年半载，待到舆论关注降低、民愤渐渐淡去时，再让他们换个位子复出，美其名曰“爱护干部，保护人才”！公然强奸民意，践踏良知。不少人，包括一些所谓的学者，把清扫这些历史的丑恶的希望寄托于儒家的对立面法家，对于集法家学术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充满了崇敬之情。动不动搬出来赞美一番，仿佛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了的韩非是民族的希望，“指引着人民前进的方向”！而深谙法家学说精髓的统治者，又往往喜欢以孔夫子作面子，拿韩非充里子，玩“外儒内法”的政治把戏。如果足够无耻，还可以一把撕掉面子，再“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

按：为《青田县志》撰稿。

富弼（1004—1083），字彦国，北宋名相，祖籍青田。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神宗熙宁三年（1070），因反对变法，与王安石不合，以司空致仕，晋封韩国公。与北宋名相韩琦齐名，时人称之曰“富韩”。

富弼少年时即刻苦好学，为人有大度，为范仲淹所识，称其有“王佐之才”，并将他引荐给名相王曾、晏殊，深得二人赏识，晏殊还把女儿许配给他。仁宗天圣八年（1030），富弼举茂材异等及第，授将作监丞、签署河阳判官。历任绛州通判、直集贤院、开封府推官、知谏院等官。仁宗康定年间，西夏与宋王朝发生战争，因派去监军的太监黄德和率军先逃，大将刘平战败被俘，不屈就义，反被黄德和诬蔑为投降。事情败露后，富弼仗义执言，坚持追究黄德和的罪行，为刘平雪冤。在富弼的坚持下，黄德和被处以腰斩。当时的边疆形势非常危急，而宋朝旧有的体制是宰相主管行政，枢密使主管军事，各不相知，造成了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不协调，不能为军事行动提供有力的保障。富弼察觉到这一弊端，建议由宰相兼枢密使，与知军事，得到朝廷采纳。庆历二年（1042），契丹乘北宋陷于西北战事之机，趁火打劫，屯兵境上，遣使索取宋关南十县之地（即周世宗征讨契丹时夺回的领土）。宋廷以富弼出使契丹交涉。富弼据理力争，不卑不亢。经两次出使，反复交涉，终使契丹放弃对领土的要求，而以宋增加岁币结束了这场纠纷。富弼第一次受命出使契丹时，一女不幸死亡；第二次出使，一儿子出生，他都无心顾及。

庆历三年（1043），与西夏的战争暂时结束，这年八月，仁宗启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并让范仲淹主持与西夏的交涉，富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