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孟子是“性善”论者鼻祖。儒家的始祖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人之初生，性如一张白纸，质地都差不多。长成后所以有圣贤、有常人，也有各种不耻于人类的奸邪小人。但孔子认为这与人的本性关系不大，决定因素在于环境的熏陶和后天的努力——以孔子的观点，韩峰、雷美春、栗文元等丧失人性的宵小，并非天生如此，乃是后天培养的结果。和现实一接轨，发现这理论够雷人的。不知那些鼓吹国学的当朝大佬该作何想，又如何解释他们对干部的教育培养？
和孟子相反，荀子是性恶论者，他认为人生来都是自私的，所谓的善，都是“伪”——不过荀子的“伪”并非完全是“假”的意思，在这里乃是指“人为”。所以荀子认为教育的功能就是“化性起伪”，改造不好的人性。
先秦儒家的大腕，唯独孟子主张性善。孟子“性善”论的基础，在于他那的“万物皆备于我”说。既然我天然的具备各种美好的德性，人性从本源上讲，就是善的了。
那么，人性之善到底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孟子认为体现在“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按：此取《孟子·公孙丑上》之说法，《孟子·告子上》“辞让之心”作“恭敬之心”）恻隐之心，就是对弱者的同情之心。所谓“同情之心，人皆有之”，同情之心是仁爱的发端，一个不具备同情之心的人，很难想象他会去爱别人。羞恶之心，乃是指人的基本的羞耻感，无知者无畏，无耻者无忌，只有具备了羞耻感的人，才会有遵循道义的可能。孟子是很看重人的羞耻之心的，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又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一个人如果达到无耻的境界，那就不会再有底线，不会再有顾忌，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恭敬之心也好，辞让之心也好，都是人本能的自我节制，自我约束。顾炎武说：“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礼的本质是规范，使大家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公共规范和公共秩序，这就要求人必须具备自我约束的能力，不能唯我独尊，为所欲为。所以孟子把人的本能的自我约束之心看作“礼”的开端，这是有道理的。关于“是非之心”，前人多略而不言，认为很简单，其实不然。孟子这里的是非之心，是指独立思考的能力，敬尊权威但不盲从权威；敬畏权力但不屈从权力；也不以站队论是非。如果我同意某种的观点，那么也必须是我认真思考的结果。“心之官则思”，人长个脑袋就是为了思考的，而不是为了崇拜，更不是为了在“人造神”面前磕头用的。否则的话，以某某主义或思想代替自己的脑袋，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看似阵营整齐，观点一致，却算不得有是非之心。
孟子认为这“四端”是人皆有之的，没有这“四端”的不能算作人。这话其实不算过分，试想，一个人如果没有同情心，或者没有羞耻感，或者不具备自我约束的基本能力，或者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那是多么可怕，岂不等于自动放弃了做人的资格？还能算人吗？所以要做人，最基本的就是要有同情心、羞耻感、自我约束能力，外加独立思考的能力。缺少前三项，那是禽兽；缺少后一项，是标准的行尸走肉，万世不易的奴才胚子。而具备了这四端，心中就有了善的根苗，将之培养、扩充，“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就是仁、义、礼、智。既然“仁义礼智”是人心中的四端发展扩充而来的，所以孟子说“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是“求之则得，舍之则失”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培养扩充之了。
所以再孟子看来，做人并不容易，不是长个人形就可以算得人的。
注：文章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礼崩乐坏下的大裂变》，欢迎博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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